一九八六年《南开学报》发表了李庄临、毛永国二先生《岳飞<满江红．写怀>新证》一文。文章根据从浙江江山县收集到的《须江郎峰祝氏族谱》（以下简称《族谱》）记载，指出一位名叫“祝臣”的历史人物是“北宋绍圣年间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、都督征讨大元帅、上柱国、宣国公”，他有一个儿子“祝允哲”，是“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、督理江广粮饷、提督荆襄军务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《族谱》收录了以下两首词作：

岳飞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：
　　怒发冲冠，想当日、身亲行列。实能是、南征北战，军声激烈。百里山河归掌握，一统士卒捣巢穴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励臣节。      　
　　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金城门阙。本欲饥餐胡虏肉，常怀渴饮匈奴血。偕君行、依旧奠家邦，解郁结。

祝允哲《和岳元帅述怀》：
　　仗尔雄威，鼓劲气、震惊胡羯。披金甲、鹰扬虎奋，耿忠炳节。五国城中迎二帝，雁门关外捉金兀。恨我生、手无缚鸡力，徒劳说。
　　伤往事，心难歇；念异日，情应竭。握神矛，闯入贺兰山窟。万世功名归河汉，半生心志付云月。望将军、扫荡登金銮，朝天阙。

李庄临、毛永国二先生据此认为，现在流传的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是岳飞作品，《族谱》所收是该词的原稿，现在流传的是后来的定稿。

李、毛二先生的文章指出上述二词作的发现是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为岳飞作品的新证据。然而，朱瑞熙先生于1988年发表一篇名为《《<须江郎峰祝氏族谱>是伪作》的论文，以六个部分立论，“论证”了自己“《须江郎峰祝氏族谱》是伪作”的观点，并以此断定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不是岳飞的作品。朱先生文章的六个部分是：
　　（一）宋代没有“祝臣”这个人；
　　（二）宋代没有“祝允哲”这名官员；
　　（三）所谓《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》词是一篇伪作；
　　（四）所谓祝允哲《乞保良将疏》也是一篇伪作；
　　（五）所谓岳飞《调寄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也是一篇伪作；
　　（六）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。

朱先生这一篇大作，多年来为许多力图否定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为岳飞词作的人所引用，影响甚大。然而，该文的论据绝大多数是错误的，其余的也都有不足以服人之处。本文试对其进行系统的点评。

一、宋代真有“祝臣”这个人

朱先生大作第一个论点是“宋代没有‘祝臣’这个人”，其论证总结起来，有：
　　1。朱先生“查遍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》以及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宋史》等宋代主要文献”，没有查到“祝臣”这个人，因此得到“宋代绍圣年间根本没有‘祝臣’这个人”的结论。
　　2。朱先生根据“宋代规定”，说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在宋代“国史”中都该有“传记”，而因为元代修宋史以宋朝“国史”为蓝本，所以推断说如果祝臣真是“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、都督征讨大元帅、上柱国、宣国公”，那么应该在元朝修的《宋史》中出现。《史》中不出现“祝臣”，所以此人不存在。
　　3。朱先生认为祝臣的官是“身负重任的官员”，其“政治活动必然会在《宋史》、《宋会要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以及其他数百种宋代史籍中留下蛛丝马迹，不至于影踪全无”。“查无此人”必定是“没有此人”。
　　4。朱先生说“大元帅”一职到北宋末年，也就是“绍圣年间”以后才出现，祝臣的官衔“大元帅”是虚构的。官衔虚构，所以此人物也是子虚乌有。

以上朱先生所说看起来好像很有说服力。可是，他的结论偏偏是错的！《浙江通志》上就有两处出现“祝臣”这个朱先生认为子虚乌有的人物！事实上，不仅《浙江通志》有，相应的《县志》、《府志》也都有关于祝臣的记载！

《浙江通志》卷48有：
　　“祝臣宅，天启《衢州府志》在江山县郎峰下。”
指出在“江山县郎峰下”有祝臣的故居。而《浙江通志》卷123记载北宋“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”的进士，其中有一行是：
　　“祝臣，江山人，少师。”
这说明，祝臣实有其人，是江山县人，公元1061年“王俊民榜”进士，官做到“少师”。

据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中《浙江通志》序文，该通志始修于明朝嘉靖期间，根据本省历朝各郡、府县志及其他文献资料而修。因此，它的资料来历是历代地方志等可靠资料，它记载祝臣的条文是没有什么疑问的。至少可以肯定，北宋有“祝臣”这个人，是江山县郎峰人，衔头是少保、少师、少傅“三少”之一，也许是《族谱》记载的“少保”，也可能是《通志》的“少师”。

那么，朱先生错在哪里呢？依笔者看，朱先生错在好几个地方。第一，朱先生太相信宋朝高官“必”立传的“规矩”。其实，通观历史，中国历代的“规矩”都不是被严格遵守的，信其“必”，可说是书生之见。举个例子：明太祖定下了极严的“规矩”来禁止“宦官干政”，历史事实却是严重的宦官专政、乱政。第二，朱先生相信高官“必然”在主要史料中留下“蛛丝马迹”，这也只是“想当然”而已。殊不知，北宋中后期党争激烈，政坛风云变幻，许多高官只是政坛匆匆过客，历史淘汰之后的史料中可能早已了无痕迹。也举个例子：去年南京挖出秦桧一个儿子的坟墓，其人高官，其母更是追赠“燕国太夫人”，却在史书上也“影踪全无”－－史料记载秦桧的儿子的地方有很多，却从来没有提到这个人！第三，朱先生因为认定北宋绍圣时没有“大元帅”一职，加上祝臣官衔中的其他疑问，因而怀疑祝臣其人的存在，这是见小而疑大。《族谱》是后人修撰的，修撰之时离先人逝世时日已远，难免记载有不尽可靠之处。而族谱的通病是为了“夸耀”而添加不实之词，因此，祝臣的官衔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，一是家族“记忆”不清，二是后人为了“夸耀”而给自己的祖宗“加官进爵”。然而“三少”之中，“少师”高于“少保”，这是粗通官制的人都知道的。因此，《族谱》中记祝臣为“少保”，比之《浙江通志》不高反低，当是家族记忆模糊，而非自行“加官进爵”。因此可以推论，即便真的是绍圣年间没有“大元帅”一职，祝臣的官衔大约只是后人追记之误，并非一切都是瞎编。

二、宋代也真有“祝允哲”这个人

朱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说宋朝没有“祝允哲”这个人。他的论据第一条仍然是宋朝“主要史料”中没有关于“祝允哲”这个人的记载，然后是说祝允哲的“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、督理江广粮饷、提督荆襄军务”的头衔中有不少问题。具体地说，朱先生说“大制参”前面应该有一个地域名，没有即是有假。其次，朱先生指出“督理江广粮饷”中“江广”一词可疑，历史上只有“湖广”没有“江广”，“督理江广粮饷”之衔，让人怀疑。其三，朱先生说“宋代也不曾使用‘提督’这个官称”，“提督荆襄军务”之衔，是明朝之称，显然有伪。

不幸的是，朱先生这回又错了好几个地方。首先，据《浙江通志》卷124记载，“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）庚辰李釡榜”进士中有
　　“祝允哲，江山人，荆湖制参”。
一行，说明祝允哲和父亲祝臣一样，虽然也不曾在“主要史料”中留名，却也实实在在地存在过，而他的官衔是“荆湖制参”！从《浙江通志》看到，“大制参”前面是有“荆湖”这个地域名的，《族谱》没有胡说，只是“家族记忆”模糊，记载不准确而已。既然家族记忆不那么清楚，依笔者看，“江广”只是“湖广”的笔误或者记忆错误，而不是朱先生所认为的胡编乱造。

那么“提督”呢？是不是如朱先生所说“宋代也不曾使用‘提督’这个官称”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《宋史》中带有“提督”二字的官衔出现过数十次之多，例如《宋史》卷31有“李宝为浙西副总管、提督海船驻平江”，《孟珙传》中孟氏曾为“峡州兵马监押、兼在城巡检、京湖制置司差、提督虎翼突骑军马”。“主要史料”记载如此，想来朱先生并未深考。

三、断定《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》一词是伪作根据不足

朱先生大作第三部分断定《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》一词是伪作，根据有两条。第一条说词作写作的年份绍兴三年岳飞充任“江南制置使”后“始能成军”，当时岳飞并没有被称为“元帅”，因此《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》便是“伪”。第二条朱先生引用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南渡录》等史料，论说绍兴三年（公元1130年）南宋朝庭并不知道宋徽宗、宋钦宗被囚在“五国城”，因此词作中“五国城中迎二帝”一句，显然是后人作伪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这两条也都是站不住脚的。

如果南宋官民真的在绍兴三年不知道徽、钦二帝在五国城，那么，《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》一词便难逃“伪作”之名；反之，则是朱先生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了。所以这个问题最为重要，咱们得先来考证它。那么，南宋朝庭是什么时候知道徽、钦二帝在五国城的呢？是不是如朱先生所说，绍兴三年时南宋君臣对此还一无所知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诚然，朱先生所引史料中有绍兴五年胡寅说过“知二帝所在者谁欤？”的话。然而，《宋史》中有明确记载，显示其实至迟在绍兴二年秋，南宋朝庭君臣就已知道徽、钦二帝的确切下落。

《宋史》卷371有《王伦传》，提到绍兴二年王伦回到南宋之前，“有商人陈忠密告（王）伦二帝在黄龙府，（王）伦遂与（朱）弁及洪皓以金遗（陈）忠往黄龙府潜通意，由是两宫始知高宗已即位矣。”

《宋史》卷373是朱弁、洪皓等使金大臣的传记。朱弁是王伦的副使，“建炎初”为“通问副使至云中”。绍兴二年，“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”，王伦回南宋，而朱弁“以印为信”，留在北方。《洪皓传》说到洪皓私下派人通问徽钦二帝时说：“方二帝迁居五国城，（洪）皓在云中，密遣人奏书，以桃梨粟麦献，二帝始知帝即位。”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略》卷40记载建炎四年十二月的史事，写道：“初，徽猷阁待制洪皓与右武大夫龚璹持命至太原，金令其阳曲县主簿张维馆伴，留几岁，金遇使人礼益削。是岁，始遣皓、璹至云中，时通问使朝奉郎王伦、閤门宣贊舎人朱弁已被拘。伦、皓因以金遗商人陈忠，令密告两宫以本朝遣伦等来通问。于是二帝始知建炎中兴之实。”

“二帝迁居五国城”之事在建炎四年，所以，“方二帝迁居五国城”一句之中，“方”字正是说“私下派人通问二帝”就在当年。两史书的三处记载参照，可以知道说的是同一件事，都是在王伦回南宋的绍兴二年之前两年的建炎四年，王伦、朱弁、洪皓合谋，出钱让陈忠去见徽、钦二帝的事情。由此可知，徽、钦二帝迁于五国城，在当时正在金国，尤其是在云中的南宋使者中并不是什么秘密。

《王伦传》说的地点是“黄龙府”，而《洪皓传》则明确说是“五国城”，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，但陈忠“通意”成功则是毫无疑问的，所以王伦、洪皓知道“五国城”其地其名，实在没有问题。真正可能的原因在于当时“五国城”远而荒，大概被南人当作是“黄龙府”的属地，如此而已。想想岳飞的“直捣黄龙”之言，就知道这个判断应该是不错的了。

所以说，王伦、洪皓在建炎四年冬就知道徽、钦二帝在五国城，而王伦又于绍兴二年秋天回国，所以朝中官员在绍兴三年之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奇怪的。即便因为某些政治原因，朝庭忌谈二帝的下落，对一般臣民封锁徽、钦二帝被囚于五国城的消息，但既然朝中有人知道这个消息，岳飞又是一位真心想“迎还二帝”的将领，他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“二帝”在五国城，就是正常而毫不奇怪的了。

《宋史》卷27《高宗本纪》说绍兴二年九月“遣潘致尧等为金国军前通问使附茶药金币进两宫”，十月“潘致尧至楚州，通判州事刘晏劫其礼币奔刘豫”，三年五月“潘致尧还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”。这里，潘致尧出使走的线路是荆湖一线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即便因为政治原因，朝庭忌谈、封锁二帝的下落，但潘致尧是出使金国的使者，他知道二帝的行踪则是再正常不过的。而因为潘致尧走的是荆湖一路，祝允哲当时正是荆湖制参，他知道徽钦二帝身在五国城也是渠道明显，不足为怪的。更何况岳、祝二人写词唱和，信息可以共享，因此岳飞、祝允哲在作词的绍兴三年已经知道“五国城中囚二帝”，是非常可能的，丝毫不该怀疑的。

因此，无论朱先生引用的文字是怎么说的，都不能推翻王伦、洪皓、潘致尧等使臣知道“五国城中囚二帝”之事，也不能否定岳飞、祝允哲知道“五国城中囚二帝”的可能，因而也不能“证明”《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》中“五国城中迎二帝”一句是后人伪作！相反，从以上所引《王伦传》、《洪皓传》来看，在绍兴三年，关心徽钦二帝境况的南宋官员应该是知道他们的下落的。

有人会问，为什么绍兴五年胡寅还说“知二帝所在者谁欤”这样的话呢？笔者想说，这不是本文有义务讨论的问题。王、洪二《传》中事实俱在，胡寅此话是不正确的。如果非要说一句解释的话，那么笔者猜测是政治气氛让朝臣忌谈“五国城”之事，所以胡寅可以冠冕堂皇地在他的“政论文”中声问“知二帝所在者谁欤？”其实，他自己很可能是知道的。

至于说岳飞是不是“元帅”，那要看是站在谁的角度。也许在祝允哲与岳飞见面的绍兴三年，岳飞还不能称为“元帅”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祝允哲的词作被祝氏《族谱》题名为《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》。祝允哲当然不会自称为“允哲公”，由此可见题此名者是修撰《族谱》的祝氏后人。在后人的眼里，岳飞是“元帅”是不奇怪的，而由词的标题中有“元帅”一词而断定词作为“伪作”，实在不得不说是太轻率了。

四、断定《乞保良将疏》为伪作的根据不足

朱先生大作第四部分断定《族谱》中署名祝允哲的《乞保良将疏》为“伪作”的理由有两条。第一条是说《乞保良将疏》头一段中有“以复二帝”一句，而其时徽宗已死，说“以还二帝”是“笼统”而不确的。朱先生引了一些当时的议论文字，例如张戒提出“故地、梓宫及渊圣必无可归之理”（注：“梓宫”是徽宗的棺材，“渊圣”是钦宗），以此论说当时说话作文都应该把死、活分开，“笼统”就“显然是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随意编造的结果”。朱先生第二条理由是说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，如果祝允哲真的上《疏》以全家七十口保岳飞，肯定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，因而“主要史料”中一定会留下痕迹。而因为“有关记载却皆付诸阙如”，所以“不能不使人怀疑‘祝允哲’其人其事纯属子虚乌有”了。这两条理由，依笔者的观点，仍然是根据不足的。

首先，“死帝”、“活帝”都是“帝”，“以还二帝”虽嫌“笼统”，却不能说是错误的说法。单凭此句便说《疏》是伪作，未免太过武断。从逻辑上讲，就算有一百个像张戒那样的人把“梓宫”和“渊圣”分开说，只要朱先生没有证明所有史料中都是如此，就不能推出“事实上”都死活分开说的结论。而即便“事实上”徽宗死后南宋人都把死帝、活帝分开来说，也不能推出“理论上”必须死帝、活帝分开的结论。因此，朱先生的推断是不合逻辑、根据不足的。

如上文所说，朱先生的论证逻辑有误，笔者本不需要举出反证。为了不让读者认为笔者是“徒逞口舌之辩”，咱们来看一个朱先生也许没有注意到的反例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略》卷119记载了绍兴八年左宣义郎王之道的政论文字，原文关键文字如下：

　　“时左宣义郎王之道亦遗矼书……乃若和议则有九不可而一可。父母之讎，不共戴天。自徽宗皇帝、宁徳皇后上仙，虽云厌世，其实杀之……今金诚欲还二帝、六宫、与祖宗之故地……”

从以上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绍兴八年的时候，王之道前面说“徽宗皇帝”“上仙”，后面却还是说“今金诚欲还二帝、六宫、与祖宗之故地”！王之道把已死的徽宗和活着的钦宗合称“二帝”，“还二帝”三字连用，正与祝允哲《疏》相同！这“笼统”是“笼统”了，但王之道的这些议论不仅《建炎以来系年要略》有，《宋史全文》卷20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203也有，难道朱先生也会断定它是“伪作”吗？

其次，咱们来说一说朱先生的第二条理由。朱先生提到赵士褒（注：此“褒”字是错字，但原字是“衣”内一“立人”、一“马”字，打不出来）、范澄之、韩世忠等人营救岳飞，于是成为“新闻”，史料上留下痕迹，而祝允哲却是“有关记载却皆付诸阙如”，因此断定无“其人其事”。这样的推论，也是根据不足，很难说得通的。赵士褒之所以传下营救岳飞之事，是因为他是宋朝宗室，有人替他写下传记；范澄之是因为岳飞的孙子岳珂记下了他的文章而留名，而韩世忠则是南宋名臣……总之，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很多，记录下来的是少数。祝允哲只是区区一个“制参”，他做的事情能保存在“家族记忆”中已属万幸，因为“有关记载却皆付诸阙如”就断定其为“子虚乌有”，如此武断，何能服人？按照朱先生的逻辑，是不是除了现存史料上所记的可数几人之外，就没有人有过营救岳飞的举动？

五、岳飞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不是伪作

朱先生断定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是“一篇十足的伪作”，理由也是两条。第一条是说，“不难发现它不过是根据《满江红．写怀》改写而成的。”第二条是说它的副标题直称“祝允哲”之名，“完全违反了宋代的习惯”。宋代文人为了表示尊重对方，是“不能直呼对方之名”的。咱们也来分析分析，看看朱先生的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。

先说第二条。其实不仅是宋代，其他的朝代也是这样，对人尊重，要么称表字，要么称官衔，要么称排行、别号。以常理而论，朱先生说的是不错的。但是，这并不足以断定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是“伪作”，原因有很多，咱们在下面分别论说。

首先，词作标题中直称他人之名的例子在宋朝并不是没有，咱们可以拿宋朝最伟大的词人苏轼来做例子。东坡有一首《江城子．湖上与张先同赋》词，其标题就是直呼“张先”之名的。而其另一首词《满庭芳．有王长官者，弃官黄州三十三年，黄人谓之王先生。因送陈慥来过余，因为赋此》虽然标题很长，其中直称“陈慥”，却是明明白白。因此，单凭苏东坡的两首词，便可知道，因为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直呼“祝允哲”之名而断定其为“伪作”，实在是草率之举。

其次，词作本以词牌为主，以标题为辅，所以很多词没有标题。而有标题的，也未必是本人当时所题，所以常有同一词的不同版本“标题”却不相同的情况。例如张孝祥《西江月．丹阳湖》一本题作“洞庭”，《水调歌头．泛潇湘》一本题作“过潇湘寺”，《水调歌头．和庞佑父》一本题作“闻采石战胜”，《浣溪沙．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》在宋版《于湖居士乐府》却没有标题。因此，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也许原来没有标题；也许原来有题，却不与《族谱》中的题相同。存在这样多种可能性，单凭标题中的一个小疑问是不能下什么断语的。

第三，前面提到祝允哲的和词，原题是“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”，咱们已经讨论过，这显然是后人追题。正因为此，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是标题为祝氏后人追题的可能性极大。后人可能学问不高，不知道该用祝允哲的字，犯了错误；也可能祝允哲的字没有流传下来，后人只能用祝允哲之名。总之，“与祝允哲述怀”很可能是祝氏后人的问题，与原词是不是伪作扯不上关系。

总而言之，虽然朱先生引用《宾退录》、《曲洧旧闻》等书为证，如挥起重拳，却是打在空处，是全无着落，什么也证明不了。

朱先生的第一条理由说“不难发现”以上词作“不过是根据《满江红．写怀》改写而成的”，这，就只能用太主观来评价了。“不难发现”，“不难”在什么地方呢？

依笔者看，“不难发现”的倒是反过来的结论：现在流传的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（以上也称《满江红．写怀》）是根据上述岳飞、祝允哲二词改写而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事须有情理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揣度，则结论当在“情理之中”。咱们来按“情理”揣测一下，假如祝氏后人在看到现在流传的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之后，想要在《族谱》中“作伪”以提高本族先人的身份声名，他们会怎么做呢？是费力把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拆成两首好，还是把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全词引入，再作一篇“和词”更容易取信于人？答案是显然的，如果祝氏后人不会料到数百年后有余嘉锡先生、朱先生等人来怀疑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的真实性，那么全录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就是既方便，又易于取信的选择。只凭情理揣度的话，这应该是唯一的结论。然而在明、清二朝，是没有人怀疑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的真实性的，因此祝氏后人是不会做朱先生所指的、费力而不讨好的“改写”之事的。所以，以情理论，“不难发现”祝氏《族谱》的记载是可靠真实的，现在流传的《满江红．怒发冲冠》才是后来改写的作品。

六、结论

朱先生大作的第六部分，论说所谓“作伪”的是明朝或者清朝的祝氏后人。除了以上所述的“论证”之外，其根据是祝臣、祝允哲二人官衔中存在问题，其中有明、清官制的痕迹，因此断定是明、清人的“伪作”。这部分笔者不想多做讨论，只想泛泛说几句。首先想说的是，朱先生所说明、清的官制痕迹在南宋也是可以找到“痕迹”的，本文中提到的“提督”就是一例。岳飞所处是一个乱世，其时朝纲也乱，官制也既变又乱，从《宋史》看，就知道南宋初年的官衔五花八门、纷繁炫目。想从中理出什么来证明祝氏《族谱》是“伪作”，只能是浪费功夫，而不能说服他人。

综上所述，朱瑞熙先生所提出的六部分论证，除了错误之外，剩下的也根本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证据，他的论证是完全失败的。我们没有理由相信《满江红．与祝允哲述怀》不是岳飞的作品。

应该说，天下的族谱中大多有不实的成份，但其中必然有很多真实的史料在。对族谱中的内容一概否定，则是武断、轻率，不负责任的。负责任的做法是“去伪存真”，从中萃取可信的资料。从情理揣度，如果《族谱》所录岳飞《满江红》是伪作，那只能是在《满江红》的真实性受到之后，才可能采取那样的作伪方法。而毫无疑问地，祝氏《族谱》早于怀疑论始祖余嘉锡数百年，可见《族谱》中所记是岳飞《满江红》词的原本。